2020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的突然肆虐已为国内及国际上的带来了不小的恐慌和负面影响，作为前所未见的新型冠状病毒，西医尚未发现有效治疗手段，钟南山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需要中医从一开始就介入，别到最后不行了才看中医。”而湖北省中西医联合医院和武汉市中医医院于2月6日当天，公布通过中西医联结合的方式成功治愈23人患者当天出院的消息，表明中国传统中医已在新冠预防和治疗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脉景健康在企业中医辅助诊断软件“脉景智能”中升级疫情专区的同时，亦采访中医行业内的专家和学者，旨在帮助一线中医从业者及大众普及如果在日常的生活中，如何应对新冠的威胁?

　　2020年2月10日脉景专访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客座教授，欧洲经方中医学会专家顾问娄绍昆教授，从中医在本次疫情中担任的角色，如何在预防、治疗及愈后调理等方面做详细专业建议：

　　问题1:不久前WHO已将中国此次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中医，您如何看待目前我们所面临的这次疫情?对中医来说，是否也是个挑战?

　　娄绍昆教授：不久前WHO已将中国此次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中医队伍中的一员知道了这一决定以后，心中真是五味杂陈，难以言说。后来想到这种防疫举措，中国二千年前就已经明确提出，心中暗暗为古代中医对传染性疾病的认识与正确的防疫方法感到自豪。

　　《素问遗篇·刺法论》云：“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这一段论叙中对于传染性疾病的认识非常准确。

　　更为可贵的是《内经》中的防疫措施非常到位，一是：加强自身的抗病能力，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观点;二是：对于传染源要采取隔离措施，明确主动地做到“避其毒气”。

　　中医发病学中，虽然强调“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正气虚弱是发病的主导因素，但也重视邪气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即使正气不足，如果没有邪气的作用，一般也不会发病。到目前为止，中医防疫观点仍然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

　　对于中医临床医生来说这次疫情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重温经典的契机，更是一次检验证明中医疗效的机会。

　　重温经典无疑就是重温《伤寒论》了，东汉末年张仲景所编辑的《伤寒杂病论》是一本诊治流行于东汉年间的一种特定传染病的书。《伤寒论》中的“寒”不是指寒邪，而是暗指致病的病毒、病菌等病原体。

　　然而《伤寒论》中方药所针对的目标不是特定传染病的病原体，而是使用因势利导的方法帮助机体扶正祛邪。具体方法是六经辨证指导下的方证辨证。

　　徐灵胎晚年提出：“医者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则万病皆通。”他认识到《伤寒论》是通治所有疾病的疾病总论，是医者的临证指南。这里的“万病”，当然也包含所有的传染性疾病。我认为这次中医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要在《伤寒论》医学思想指导下，才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疗效。

　　古人把凡能传染的病通称为“疫”，《说文解字》云：“疫，民皆疾也。”古代已知的瘟疫种类很多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肝炎、斑疹伤寒、伤寒、肺结核病、麻风、疟疾、吸血虫病、出血热、钩端螺旋体……有的怪病，传染性极强，至今也不知道它到底属于哪一种病。

　　据古书记载，在对病名、病因诊断不清，甚至无法明确诊断的古代，中医师根据《伤寒论》“方证对应，随证治之”的治疗原则，对这些传染性疾病进行了诊治，并且在治疗上取得了非凡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中医对抗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肯定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问题2:您如何看待钟南山院士提到的“中医一开始就要介入，别到最后不行了才看。”这个观点，中医应当何时介入?

　　娄绍昆教授：钟南山院士的这个观点是强调了中医学“治未病”的思想。“治未病”的包括未病先防、已病早治二个方面。未病先防，防病于先;已病早治，防其传变。

　　中医早期介入，具体的讲就是要在患者自觉稍有不适的时候就要给中医诊治而处方用药，这时候传染病还处于前驱期，西医还需要静待观察一周。这一极为宝贵的时间，如果中医药不及时介入，就是错失良机良机。这个时段的中医药“先发制病”的举措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

　　当然，当患者还处于疑似新型肺炎阶段，中医药的及时介入也还不迟，如果医者能够方证相对应地随证治之，就能够激发人体抗病的潜力，从而截断了传染病的传入路径，扭转它对人体不利的病机变化，从而使疾病向好的方向转归。

　　扁鹊三兄弟的故事就生动地说明了未病先防、已病早治的合理性。

　　《鶡冠子·卷下·世贤第十六》“卓襄王……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你们家三兄弟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医术最好呢?”扁鹊回答道：“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文王继续问：“你何以最差?”扁鹊说：“我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名气无发传出去，只限于我家里人知道。我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刚发作之时。一般人认为他只能治一些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限于本乡里人知道。而我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以为我的医术就很高明，所以名气便传遍全国。”文王说：“你说得好极了。”

　　“扁鹊三兄弟治病”的典故说明：“病情严重之时”挽救，不如“病情刚发作之时”介入;“病情刚发作之时”介入，不如“病情发作之前”预防。可惜大多数人不懂得这一点，等到“病情严重之时”再挽救，就像是渴而掘井为时已晚。

　　问题3:在第四版《新冠诊疗方案》中，强调要积极发挥中医药作用，您认为中医对抗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是西医的病名，中医对此并无研究，如何诊治此次新型肺炎呢?

　　娄绍昆教授：陆渊雷的《陆氏论医集》中有两篇分别以《中医不能识病却能够治病》、《中医对症有特效对病是没有特效》为题目的文章。这两篇文章的题目非常醒目，对解开这一悖论背后的真正的原理说得极为透彻。

　　中医不能识病为什么却能够治病呢?

　　在《陆氏论医集·卷三》中，他写道：“张仲景能识病，又能治病，当然是医学家，不是医匠，不过治病的方法，只须识证，无须识病。本来识证很容易，识病却很难，中医学但求满足治病的需要，那难而无用的识病方法就不很注重。”

　　陆渊雷先生这一段识病、治病的话我开始读的时候感到荒诞无稽，远离常识。然而反复读了几次以后才渐渐地从中体会到这一段话实则道出了中医学的奥秘。我想这一种见解，并不是每一个中医学家都能说得出来，都敢于说出来的，这不仅仅需要渊博的医学知识，还需要有过人的见识与胆识。

　　中医如何诊治此次新型肺炎应该和历代诊治各种各样的传染病一样，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诊治。

　　一种方法是立足于“人的病”，主张专病专方专治法。首先通过患者群体的公共性的症状体征进行审症求因，以及五运六气的推算，来认识这种新型肺炎的病因病机，治疗方法和处方是相对专一的。如历史上历次治疗瘟病的名方清瘟败毒汤、人参败毒散等都是如此。

　　史书记载：“嘉靖己末，五六七月间，江南淮北，在处患时行瘟热病，沿门阖境，传染相似，用本方倍人参，去前胡、独活，服者尽效，全无过失。万历戊子己丑年，时疫盛行，凡服本方发表者，无不全活。”介于这类围绕着一个以人参败毒散主方进行加减化裁治疗时疫的活生生的例子，对于这次新型肺炎的病因病机，有人提出是寒湿困肺阻脾，以麻黄汤加燥湿的药物为主方进行治疗。

　　一位医生在微信上说“目前的疫情可能是庚子年的时疫，气太过，故时未至而气先至，在庚子年未来之时其气就出现了。庚子年初之主气为不及之木气，阳气升发不足，客气为太阳寒水，气侯寒冷，加上庚年强金，萧杀之气旺，特别对肺影响最大，因此……病人为寒湿之气所困，主要受害之脏为肺。”看来这种立足于“人的病”的专病专方专治法是目前中医对抗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主流，根据报道这一药方在武汉抗疫现场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另一种方法是立足于“病的人”，在疾病总论思想指导下的通治法。这种通治法倡议在方证相对应的基础上随证治之，它的治疗目标是动员患者整体的抗病力量。众所周知，动员患者整体的抗病力量是中医愈病的关键。正如日本昭和时代药学家、化学家朝比奈泰彦说的那样：“疾病归根结底是整体性的，局部的疾病是不存在的。即使说是局部的疾病，那也是因为基于整体的某一部分。”

　　这种诊治方法在分析这种庚子年新型肺炎的病机病因的同时，更是注重感染者的整体反应，然后在方证相对应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地扶正祛邪。这种在疾病总论思想指导的通治法是经方医学最基本的方法，正如胡希恕老师所说的那样：“经方医学研求患病机体的普遍反应规律，并在其基础上，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

　　立足于“病的人”的通治法注重个体的差异，追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使是同一种抗原体致病，但是由于患者的体质的不同和基础病的不一等个体的差异，其临床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清代太医吴谦负责编修的《医宗金鉴》中论叙了这种注重个体化诊治方法的合理性：“六气之邪，感人虽同，人受之而生病各异者，何也?盖以人之形有厚薄，气有盛衰，脏有寒热，所受之邪，每从其人之脏气而化，故生病各异也。是以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或从寒化，或从热化。譬诸水火，水盛则火灭，火盛则水耗。”

　　历代医家对于这两种治疗方法虽然各有偏爱，然而对一个医生来讲更是一个深入认识中医理念的过程。

　　如清代名医徐灵胎力举“主病主方主药”构想，他说：“欲治病者，先识病，之后求其病之所以然，又当辩其之由各不同，然后考虑其治之法，一病必有主方， 一病必有主药。”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医学思想渐渐地成熟了起来。67岁时出版的《伤寒类方》中，明确提出对于“主病主方主药”构想的反思以及如何更为有效的论叙。他以“今是而昨非”的心态感慨地说：“余始亦疑其有错乱，乃探求三十年，而后悟其所以然之故。于是不类经而类方。”

　　他明确指出：“病变万端，传经无定。”只有敢于面对“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的事实，才能“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同时指出“此从流溯源”的方法，起源于远古时代。只有这种方证相对应的方法，才能使“病无遁形矣”。

　　在诊治此次新型肺炎时，如果能把以上两种诊治方法结合起来，应该疗效更为明显。正如一贯重视通治方与专治方相结合的金寿山老师所说：“不掌握通治之方，则不足以应万变之病证 ;不掌握专治之方，则治病不速效。两者必须相辅相成。”

　　我想借用岳美中老师的故事来说明通治与专治相结合的重要性。

　　1958年夏天，北京地出现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情凶险，中医按暑温、湿温治之，投白虎汤加减而常起沉疴。

　　脑炎患者中，有一例三岁男性小孩名黄保俊，入院时高烧达40℃，有汗，口渴， 面赤，唇干，呕吐，舌苔黄润，脉数，右大于左。

　　认为暑邪已入阳明气分，予以辛凉重剂白虎汤加味(生石膏用至一两半)，热反升高到40.5℃，复加重石膏至二两，体温升至40.9℃， 更加人参再服，热仍如故。

　　前后大剂白虎汤连用二日，高热不但不退，且大便溏泄，闻声惊惕，气粗呕恶，病势趋向恶化。在这个时候，岳美中老师苦思此患者既有白虎汤证之汗出、口渴、脉大、舌黄的症候群，为什么服用后反高热不退且有加重之势呢?忽忆到舌虽黄而不燥，且有呕恶，是葛根芩连汤证。

　　前此屡投白虎，石膏、知母均甘润助湿之品，所以服后大便溏泻而热不退。现既高热泄泻，是挟热下利之症，应投以葛根黄芩黄连汤。一剂热即减至39.4℃，二剂减至 38.8℃，大便转佳，呕恶亦止，很快地痊愈出院。这一病例，充分说明了通治法和专治法相辅相成的才能相得益彰的事实。

　　临床是“尘土飞扬”的战场，瞬息万变。当你临床时，你只能靠你自己自由地运用通治法和专治法结合的方法，才能柳暗花明而左右逢源。然而作为一名经方医生更偏重于从整体出发的通治法，偏重于方证相对应的随证治之。

　　从“伤寒之理”的角度来看，所有疾病都有整体上的共同点。将其共同点归纳起来为：所有疾病，它们自始至终都由各种各样不同的方证组成。这些方证，或完整的，或不完整的;或单独的，或组合的;或相对稳定的，或不断变异的;或已知的，或未知的。

　　因此，在疾病变化的过程中只要做到方证相对应而随证治之，就能“万病皆通”。当然对于具体的诊治需要临床医生自己去领悟、体会和细化。祝愿在当今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斗争中，中医药能够独当一面来挽救更多的患者。

　　问题4:据专家表示，感染新冠的患者主要表现除发热、咳嗽、呼吸困难以外，多数患者还伴有脾胃症状，而且非常典型，如倦怠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脘痞胀满，腹泻或便秘等，经方治疗这样的疾病可以从哪面入手?有何适用的方子?

　　娄绍昆教授：经方治疗这样的疾病可以从患者整体的虚实辨证入手，通过对患者的体质、体型、营养状态、症状、体征、脉象、舌象、腹证的诊断，首先确定是虚证或是非虚证。这样的方向性辨证就为疾病诊治奠定了基础。

　　非虚证的患者如果发热、咳嗽、呼吸困难，伴有倦怠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脘痞胀满，腹泻的话，考虑柴平汤合葛根芩连汤。

　　柴胡20g、黄芩10g、党参10g、半夏10g、生姜6g、生甘草5g、茯苓10g、苍术10g、 厚朴10g、陈皮10g、杏仁10g、葛根30g、黄芩10g、黄连5g

　　非虚证的患者如果发热、咳嗽、呼吸困难，伴有倦怠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脘痞胀满，便秘的话，考虑大柴胡汤合茯苓杏仁甘草汤。

　　柴胡20g、黄芩10g、白芍10g、半夏10g、生姜10g、枳壳15g、茯苓10g、杏仁10g、甘草5g、制军5g

　　虚证的患者如果出现发热、咳嗽、呼吸困难，伴有倦怠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脘痞胀满，腹泻或者便秘的话，考虑是补中益气汤证。

　　补中益气汤记载在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中，此书不仅仅是一部论脾胃的医藉，更是一部诊治外感热病、瘟病的著作。补中益气汤专治饮食劳倦虚人感冒，其阐发医理至为深微。

　　张景岳就说过：“补中益气汤，凡劳倦伤脾，中气不足，以致外感发热者宜此”，明确地指出补中益气汤可以治疗虚人外感发热。初步诊断为补中益气汤证后，接下去还要和桂枝汤证、桂枝加芍药汤证、小建中汤证、人参败毒散类方相鉴别。

　　经方的治疗角度就是方证相对应的前提下的随证治之，具体用方不受《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有限药方的限制，对于后世医家的名方，都要从容地去兼容并收择善而从。

　　问题5:同样是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同样是对症支持治疗，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治愈出院，有的人却很快死亡?

　　娄绍昆教授：同样是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同样是对症支持治疗，有的人可以治愈出院，有的人却很快死亡，其中体质因素起了主要的作用。

　　体质强弱是正气盛衰的体现。体弱者易感外邪，发病多为虚证或虚实兼夹证;体强者不易发病，即使发病也多为实证易治。

　　体质类型的不同，发病亦有倾向性。不同体质类型者，对病邪也有不同的易感性。正如《温疫论》中以醉酒为例，说明同样一种致病因素，但是由于体质的差异，临床的表现大相径庭。

　　吴又可云：“邪之着人，如饮酒然。凡人酒醉时，脉必洪数，气高身热，面目红赤，乃其常也。及言其变，各有不同。有醉后妄盲妄动而醒后全然不知者;有虽沉醉而深思不乱者;有醉后反面赤而刮白者;有应萎弱而后刚强者;有应壮热而反恶寒战栗者;有易醉而易醒者;有难醉而难醒者;有发呵欠及喷嚏者;有头眩眼花及头痛者。”汤本求真十分赞同这一观点，在《皇汉医学·序》中一字不漏地加以引用。

　　时振声老师也反复强调体质因素在诊治传染病中作用。他说：“同一种致病因素，可有不同的发病过程，即使是同一种传染病，也可因体质的不同，其发病出现轻或重的不同类型，因此体质因素是不可忽视的”等观点。

　　经方医学十分重视体质因素，体质学说在辨病用方过程中具有理论坐标地位，在对于传染病的诊治也不例外。

　　日本汉方家森道伯、久田淑虎、鲇川静、矢数格、大塚敬节、山本严等医家以及我国的黄煌老师已经把“人类体质学”、“生理体质学”、“病理体质学”进一步推进到“治疗体质学”的阶段，并具体落实到方证层次，提出了体质方证。这一成果，对于传染病的中医药诊治也将带来非凡的贡献。

　　问题6:此前有研究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以至于一时间双黄连口服液“洛阳纸贵”，从中医角度您是如何看待这个事件的?

　　娄绍昆教授：“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以至于一时间双黄连口服液“洛阳纸贵”的闹剧并不是新闻，而是经常排演的保留剧目。它的存在有肥沃丰硕的人脉市场，是整个社会对中医药学的基本概念误读的结果。

　　把西医的病毒等同于中医学中的“热毒”，并且误认为“热毒”是引起新型冠状病毒发病的原因。根据治病求因的原则，再通过所谓的逻辑推理，就顺理成章地认定：清热解毒的双黄连口服液可清解“热毒”，新型冠状病毒的病因就是“热毒”，因此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西医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是引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原始病因，然而中医临床学中并不针对原始病因进行治疗。

　　中医学所谓的“六淫”、“七情”、“外伤”、“伤食”等病因，与其说是“原始病因”，还不如说是“发病学原因”。然而决定中医处方用药的病因既不是“原始病因”，也不是“发病学原因”，而是“证候学原因”。

　　中医的“证候学原因”就是通过对患者审证求因后而获得的病因，严格地讲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病因病机。引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原始病因——新型冠状病毒和中医学中病机病因的“热毒”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因此把西医的病毒等同于中医学中的“热毒”可以说是指鹿为马，张冠李戴。

　　中医诊治疾病的目标并不是西医的原始病因，而是对发病后出现的全身的临床脉症审证求因的结果。这些临床证候学上的脉症才是中医辨证施治的逻辑起点。

　　如果不明白其洞中玄机，是很难走出中医病因学说的概念迷宫。杨大华老师举了一个老鼠偷油引发了火灾的故事：“老鼠偷油碰倒了油灯而引起了火灾，但老鼠逃之夭夭，此时即使捉住老鼠对火灾也于事无补。” 这一个故事就使我们对于西医原始病因这一只肇事的老鼠在中医诊治学中的地位一目了然，故事也揭示了追捕老鼠的荒诞与荒唐。

　　当然，这一比喻只能适用于解释中医诊治疾病的目标与机制，却不能用来解释西医诊治疾病的原则。西医治疗传染性疾病的最高目标就是抑制和消灭原始病因——病毒、病菌等病原体。由此可见中西医面对同一种疾病，却有各自不同的诊治方法与原则。

　　问题7:面对疫情人数不断攀升，民众不免恐慌、焦虑，从预防角度，对此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帮助普通民众安神定志?

　　娄绍昆教授：

　　(1)如学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不仅增加必要的防护知识，同时避免了不必要的恐慌与焦虑。

　　(2)阅读中医抗击传染病的故事和诊治成功的具体病例，传达中医“正气存内，邪气不可干”的观点，传递正能量，让大家知道传染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只要积极配合是可以防御和治愈的。

　　(3)在家做适当的运动(如八段锦、38节回春医疗保健操、Walk at home在家健步走、佳木斯健身操等)，在提升自身免疫力的同时，可以获得身心放松的愉悦。

　　(4)调整心态。可通过看书、听音乐、做操、微信聊天等适合自己的方式，分散注意力，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问题8:日前，治愈人数已超过死亡人数，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治愈出院，您对他们出院后居家调理，恢复正气有何建议?

　　娄绍昆教授：新型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后居家调理时，一般人还会出现病情的反复或者出现其他不适的病症。中医师要了解患者从大病后劳复的知识来指导他们，特别要注意《伤寒论》有关“差后劳复病证并治”篇的内容，用它来指导出院后居家调理，使之顺利康复。

　　《伤寒论·差后劳复病证并治》就是论叙差后劳复病的诊治原则与药方。冯世纶老师在一次会议上告诉大家，《伤寒论·差后劳复病》篇是伤寒论最后一卷，其中的最后一条条文，就是宋本第398条，是诊治差后劳复病最重要的条文。

　　条文云：“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差，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冯老师接着说，更为奇妙的是这一条条文里最最重要的文字就是最后四个字“损谷则愈”。

　　冯老师的教导言简意赅，一语道破了诊治差后劳复病秘密。如果没有多年的潜心研究与临床践行是很难得到这样的体悟的。我们知道了这一要点，再回过头来阅读这篇有关差后劳复病证并治篇的有关条文，以及对如何使用差后劳复的方剂就会有了深一层的了解。

　　差后劳复病证并治篇的有关方证的条文一共6条，全部抄写如下，以供参考。

　　宋本第393条：大病差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汤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黄如博棋子大五六枚。

　　宋本第394条：伤寒差已后，更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

　　宋本第395条：大病差后，从腰以下有水气者，牡蛎泽泻散主之。

　　宋本第396条：大病差后，喜唾，久不了了者，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

　　宋本第397条：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者，竹叶石膏汤主之。

　　作者简介：

　　娄绍昆，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客座教授，仲景书院仲景国医导师，欧洲经方中医学会专家顾问，国内著名经方学者和经方医生。

　　撰写畅销书《中医人生——一个老中医的经方奇缘》。在灵兰开设了“一方一针解《伤寒》”语音课和《65条学完一本伤寒论》视频课，深受广大中医朋友的喜爱。

　　多年来致力于仲景学说、日本汉方和伤寒派腹诊的临床研究，擅长运用《伤寒论》方证辨证与针灸等外治法结合治疗各种疑难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