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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猫眼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 被怀疑退票事件最大嫌疑犯
  • 2018年05月03日 来源:界面新闻

导读:4月28日首映日晚间,多方消息爆料称,《后来的我们》在首映日出现了大量退票情况,被退票的影院总数接近4000家,退票总额在1500-2000万元。并且,该片的预售票房轻松过亿,首日票房高达2.8亿元,与好莱坞大片达到同一量级。截至发稿,该片票房已超10亿元。4月29日,国家电影局初步认定《后来的我们》退票情况确有异常,具体问题尚待研判。若查明为不正当竞争或票房造假行为,将严肃处理。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在跨时代金曲《后来》正式发行的19年后,刘若英将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搬上了大荧幕。然而,这部情怀满满的青春片近日却被曝光存在严重票房造假行为。

4月28日首映日晚间,多方消息爆料称,《后来的我们》在首映日出现了大量退票情况,被退票的影院总数接近4000家,退票总额在1500-2000万元。并且,该片的预售票房轻松过亿,首日票房高达2.8亿元,与好莱坞大片达到同一量级。截至发稿,该片票房已超10亿元。

4月29日,国家电影局初步认定《后来的我们》退票情况确有异常,具体问题尚待研判。若查明为不正当竞争或票房造假行为,将严肃处理。

猫眼成最大“嫌疑犯”?

微博大V“电影票房”分析称,《后来的我们》票房造假,主要是通过炒高预售票房来增加影院排片,真实客户则因怕自己买不到票而提前入场;在上映首日,假数据再通过票务平台退票离场。而此时,影院排片已经无法更改,院线方面遭受了巨大损失。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网易等媒体报道,猫眼由于身兼影片出品方、发行方、宣传方和平台方等多重身份,“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因此被普遍怀疑是操纵退票事件的最大“嫌疑犯”。

一方面,猫眼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在线票务平台,独占50%的市场份额,有相当的实力操纵票房数据。

另一方面,在2017年,猫眼已经超越光线传媒、华谊兄弟、阿里影业等知名公司,成为中国第三大电影民营电影发行公司,在发行界影响力见涨。

2017年国庆档,猫眼同样担纲出品方、发行方、宣传方和平台方的《羞羞的铁拳》,在开启预售的10个小时内排片就破了2万场,首日预售票房近500万元。

面对外界质疑,猫眼在4月29日连发两份声明,称此次事件主要是由用户改签和“恶意刷票”的黄牛造成。

但猫眼的解释并没有让外界信服。5月2日,猫眼的劲敌淘票票以“说真话不容易,做平台有担当!”为题发表了一份长声明,对猫眼的解释进行了逐一批驳。

截至目前,此次退票事件的真相尚未清晰,还需等待监管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票房造假何时休?

在连续数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场,且与排名第一的北美市场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与此同时,票房数字中含的“水分”也越来越多。除了文章开头提到的“绑架排片”,目前更普遍的票房造假方式还有两种:“偷票房”和“幽灵场”。

“偷票房”行为主要出自院线方,主要有废票利用、手写票、捆绑销售等做法,高发于第三方在线票务平台还未普及的2014年之前。

“幽灵场”则是这两年最常见的票房造假方法,影片的制片方、发行方和院线三方“勾结”,炒高票房数据,院线能够拿到一定数额的好处费,制片方和发行商则能借势营销,吸引更多观众入场,进一步抬高票房收入。

从2009年《阿童木》虚报首映票房开始,《私人订制》《小时代4》《捉妖记》《叶问3》《大鱼海棠》等多部影片都陆续被曝光存在票房造假行为。有意思的是,这些电影大多存在同一家公司控制电影制片和发行环节的现象。

缺一部《派拉蒙法案》?

近几年,中国电影产业的垂直整合已经成为大趋势,以猫眼为代表的票务平台开始介入制片和宣发环节,以万达为首的电影制片方也在着力拓展自己的院线资源。这在促进行业发展的同时,也给市场监管带来了更大的阻碍,票房造假等乱象开始不断滋长。

由此,近几年呼唤“中国版《派拉蒙法案》”的声音越来越大。

1920年代,以派拉蒙为首的大型电影公司同时控制了制片、发行、放映三个环节,在自己的影院里捆绑销售自己制作发行的影片,严重挤压了小制片商和小放映商的生存空间。1948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反托拉斯法对“派拉蒙案”做出裁决,判定大制片厂垂直垄断为非法,要求制片公司放弃电影发行和电影院放映的业务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在接受新浪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情况比美国更复杂,美国是一个产业链平衡发展的社会,但中国整个产业链非常不平衡,电商平台是垄断环节,上下游都是高度分散的产业环节,院线有40来条,没有什么话语权,话语权只是体现在对于小发行公司,对大平台没有太大作用。”

“在中国没有办法,只有政府来牵头,行业协会多吃几次亏,大家就会有意愿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业规则。”



责任编辑:严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