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郭阳琛\石英婧\上海报道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力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素有“五六七八九” 一说，即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再度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最为关注和热议的话题之一。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多位两会代表、委员带来的提案了解到，近一年多来，民营企业在信心、效益等方面呈现出向好的态势，但近期发生的新冠疫情对民营企业的影响非常大，同时国企和民企的差异化待遇在实践中仍难以真正消除。

对此，两会代表委员们建议，要在税收、金融等方面为民营企业降本“减负”，在更为公平促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让民营企业不仅要在疫情中以及未来“活下去”，还要“活得更好”。

“减负”降本呼声高

疫情期间，不少民营企业陷入了成本提高、收入锐减的尴尬境地。

在全国人大代表、禹洲集团董事局主席林龙安看来，要实施适度宽松的信贷政策方能对症施治。在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对风险相对较低的企业（资产负债率低等）适当调整信贷政策，增加信贷额度、适当放松公司债等发行条件。

“针对疫情原因导致到期还款困难的企业，有条件给予展期、续贷，不抽贷、不断贷；适当降低新增贷款或融资成本。”林龙安建议，要有条件加大对企业的金融扶持政策，适当下浮贷款利率。

全国政协委员、银泰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沈国军表示，应保持就业岗位基本稳定的中小微企业，延长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从宽处置其在贷款、担保、质押等方面的需求，并通过专项再贷款再贴现、激励国有大型银行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增加政策性银行专项信贷额度等方式，支持银行更多发放无息或低息信用贷款。

税收营商环境是保障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此次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沈国军认为，应继续扩大针对中小微企业增值税减免范围，延长缓缴所得税的时限，延长支持疫情防控保供应相关税费政策实施期限。林龙安也建议，免征企业一定时期内的税费或降低税率，如所得税、增值税等；在公平协商的情况下，适当调减社保等缴纳比例，或社保部门给予部分社保缴费返补。

“广大纳税人、缴费人对税收营商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仍抱有极大的期盼。”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认为，一是“减税降费”系列政策举措税务部门要切实宣传、辅导、落实；二是挖掘压缩纳税耗时潜力；三是要加强纳税需求管理机制建设，提供更多个性化、差别化纳税服务产品；四是应引入多元化纳税服务模式，促进政府与市场主体、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机制，实现纳税服务边际效益最大化。

“民营企业能否顺利发展，居民就业能否维持稳定，将影响到‘就业——消费’链条的运行，并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复苏的质量和进度。”沈国军说。

“玻璃门”依然存在

“从政策文件上看，国企和民企间的差别化待遇越来越少，但实践中，一方面人们心里这条鸿沟仍难以真正消除，另一方面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也依然存在。”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杨德才说，调研显示，仅53%的受访企业认为政府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同时，政策配套细则也不够完善，特别是一些牵涉到多部门、多环节的政策，往往难以落实。例如，2019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新‘28条’”）。新“28条”明确提出，要建立清理和防止拖欠账款长效机制。

“但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拖欠民企账款的现象一直存在。”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向记者表示，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长期被拖欠的应收款对企业的资金周转、经济效益、正常运行等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对很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对此，刘永好建议，一是从预防角度，要规范项目审批管理，落实项目资金到位；二是建立地方政府信用制度，将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单方面不履行合同等行为，列入地方政府的信用指标中，作为地方政府一把手的重要考核指标；三是加强对企业投诉问题核实督办的力度，对企业通过各种渠道投诉举报的案件，“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建立限期解决和反馈制度，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实际上，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民营企业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仅疫情初期，民营企业即从世界各地运送了20.2亿个口罩回国，承运了90%的调往武汉的口罩，且各类物资在途运输时间平均节约30%。

“从我国突发事件应对体系相关行业的产能看，民营企业是许多行业的产能主体。”全国政协委员、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煜告诉记者，国家突发事件应对体系主要涉及的是民生、医疗、抗灾物资、生活保障、交通、物流等行业，而这些行业中大部分的产能主体是民营企业。

王煜呼吁，增设将民营企业纳入国家突发事件应对体系的法条，从法律、法规上明确。同时，王煜还认为，应该明确将民营企业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突发事件应对体系。“将民营经济的产能、运能、服务能力作为可以信赖和依赖的国家供给保障，列入到国家和各级政府整体应急救援计划规划中。在具体应急救援过程中，对待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视同仁。”

亟待转型升级

“我国大部分民企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抗风险的能力不强，企业转型升级存在着力不从心的现象。”在杨德才看来，当前妨碍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困难，主要在于“市场风险大，存活率低，民营企业不敢转型”，“缺资金、缺人才，创新门槛高，民营企业不能转型”，以及“竞争环境不公平，‘三门’现象仍存在，民营企业不好转型”。

民营企业为何不敢转型？杨德才举例称，目前我国民营企业75%以上的创新经费来自企业自有资金，研发投入普遍达不到占销售收入5%的国际惯例。此外，民营企业管理者忽视人才储备和培养，导致企业创新人才匮乏，也成为制约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

“我国科研人员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除少数大型国企和明星私企，大部分企业的研发能力较弱。科研人员整体待遇不高，也致使科研队伍高水平人才不足。”全国政协委员、宝龙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健康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表示，科技成果转化的机构平台建设不足，科研人才脱离市场，科技成果转化缺乏标准和指引，也致使科技成果没能产生更大的商业价值。

“人才建设是推动创新和发展的基础性建设。”许健康认为，在国家鼓励创新、推动创新的新形势下，迫切要求我们必须从人才建设上着手，系统性地解决阻碍我国创新人才发展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

对此，许健康建议，将创新人才分为四类精准施策，包括具有重大理论创新但市场价值需要长期才能体现的人才、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或市场价值创新的人才、既具有重大理论创新，又具有重大市场价值的人才、具有一般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的人才。同时，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中间机构和平台建设，并加强长期导向的人才战略研究规划和体系机制建设。

杨德才也认为，要通过创新制度增强企业创新人才的生态吸引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协同治理机制建设、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及改革并完善企业技术创新财政税收补贴、减免措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与动力。

除了人才建设，如何能更好促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让企业不仅“活下来”，而且“活得更好”呢？

杨德才就此建议，民营企业自身要练好内功，创新发展模式，提高抗风险能力。同时，政府应继续进行破除体制性障碍，在促进政策落地上加力提效，“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最重要的是要有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需要在形成公平的要素配置方式、继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策制定水平，以及加强政策的执行力度等层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