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春节前夕，江苏宿迁光明村再次迎来熟悉的红色车队——刘强东第13年为老家村民送年货。超万件物资、万元现金红包、AI教室、方言识别手机、村晚烟花……这场融合了温情、科技与长期主义的“乡土回馈”，再度刷屏网络。网友一边高呼“申请落户光明村”，一边发问：为何这样的善举，多年来几乎只见刘强东一人坚持？

这并非苛责他人，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命题：在共同富裕成为时代主题、企业家社会责任被反复强调的今天，为何“刘强东式”的乡土反哺仍属孤例？

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愿做”或“做不到”

表面上看，送年货是“有钱就行”。但细究刘强东模式，其核心远不止于“撒钱”，而在于情感真实、行动持续、系统嵌入。

情感真实：1992年全村凑500元和76个鸡蛋送他上大学，这份恩情他记了34年。他的回馈不是慈善表演，而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朴素伦理。

行动持续：从2015年至今，从未中断，且逐年升级——从发红包到建AI教室，从物质帮扶到教育赋能。

系统嵌入：京东在宿迁总投资超200亿元，建产业园、客服中心、物流基地，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从“输血”到“造血”。

反观多数企业家，要么将公益视为“危机公关工具”，要么停留在一次性捐赠，缺乏与家乡的情感纽带与长期承诺。更关键的是，他们未必拥有像刘强东那样“根扎乡土、业成天下”的人生轨迹。

许多富豪出身城市中产或精英家庭，本无“全村供读”的集体记忆；有的虽来自农村，但早年离乡，与故土早已疏离。对他们而言，“家乡”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情感共同体。

结构性障碍：乡土联结正在断裂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

过去四十年，数亿人从乡村流向城市，“离土又离乡”成为常态。许多成功人士的“根”已模糊不清——

老家村庄合并撤并，行政归属变更；

亲戚散居各地，邻里关系瓦解；

留守老人儿童无力组织集体互动。

在这种背景下，即便有心回馈，也面临“找不到对象、不知如何下手”的困境。刘强东之所以能精准落地，是因为光明村仍是完整的熟人社会，有村委会、有乡亲、有老师、有孩子——一个可触达、可对话、可共建的乡土单元。

而对更多企业家来说，他们的“故乡”可能只剩下一栋空置老屋，或一个无人回应的微信群。没有情感载体，何谈持续反哺？

舆论环境：做好事反而被质疑“作秀”

更令人唏嘘的是，即便有人想效仿，也可能被舆论反噬。

近年来，公众对企业家行善日益警惕。“是不是为了避税？”“是不是在洗白形象？”“为何不捐给更穷的地方？”——善意常被置于显微镜下审视，甚至被恶意揣测。刘强东本人就多次遭遇“作秀论”攻击，尽管他坚持十余年、投入数十亿、带动数万人就业。

这种“道德苛责”形成寒蝉效应：做得多，错得多；不如不做。相比之下，低调捐款给基金会、冠名大楼、资助科研，风险更低、形象更“体面”，也更符合精英圈层的慈善范式。

于是，企业家们选择“安全的公益”，而非“有温度的反哺”。

真正的稀缺，不是财富，而是“不忘本”的人格自觉

归根结底，刘强东现象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它依赖一种正在消逝的精神品质：功成名就后仍视自己为“村里人”的身份认同。

他不称“刘总”，村民叫他“大强子”；他不在意排场，却坚持给小学老师每人10万元红包；他用无人车送年货，既为效率，也为向乡亲展示“科技可以很温暖”。这种谦卑、感恩与归属感，无法通过MBA课程习得，也无法靠公关团队包装。

在一个崇尚“向上流动”、鼓励“逃离乡土”的时代，能主动向下扎根的人，本就凤毛麟角。

我们需要的不是复制刘强东，而是重建“乡土伦理”

不必苛求每位企业家都回村发年货。但刘强东的坚持提醒我们：真正的共同富裕，不仅是财富再分配，更是情感与责任的再连接。

与其等待更多“刘强东”，不如思考如何重建城乡之间的信任纽带——

政策上支持“新乡贤”返乡创业、参与治理；

教育中重拾“知恩图报”“饮水思源”的伦理教育；

社会舆论对真诚的乡土回馈给予包容与鼓励。

毕竟，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走出去”的成功学，也该有“走回来”的归属感。刘强东送的不只是年货，更是一份关于“根”的答案。而这份答案，值得整个时代深思。